从经济角度看，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很多人分析认为，美国汽车业失败的原因在于成本过高，工人的福利太多，而丰田等日本企业则通过精益生产实现了低成本高利润，但人们忽视的是美国和日本汽车领导人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理想、抱负。美国汽车业的掌门人（至少创业者）是以强国富民为理想的，是要通过产业实现报国理想。而日本汽车企业的掌门人是到美国去挣钱，而不是帮助美国创造中产阶级。反映到经济数据上表现为，日本的人均GDP连年下降，但GNP却连年上升，因为日本企业发现国内市场过于狭小，纷纷投资海外，并将在海外挣的钱敛到了日本。一个是在为本国创造财富，一个是到他国去赚取财富，他们对成本思考的出发点当然不同。

正因为如此，当美国汽车业助推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当汽车工会将一个个总统送上宝座之后，当美国失业率再创新高的时候，当美国贸易逆差成为政客们指责政府的口实时候，无论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的目的，或者出于道义上的回报，在汽车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美国政府理所当然要出手相救，在此大是大非面前，拿来美国淘金的外来户开刀理所当然。作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美国政府岂能坐视汽车业被日本人挤垮，甚至让美国的汽车产业链受制于日本。在这种宏观思维面前，丰田在美国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这就应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当然，如果今天在美国的不是丰田而是中国的奇瑞，奇瑞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这种摩擦决定于活生生的汽车政治经济学，与企业的名字无关。

前不久，奥巴马明确表示：“美国（汽车业）绝不做老二。”这与克林顿的执政理念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奥巴马政府选择了通过丰田质量问题击垮日本企业的策略，克林顿则是直接拨款推动PNGV计划，建立美国汽车业的创新体系，将日本、德国等外国制造商排除在外。两者的政策不一样，但目的都是一个——通过政府干预形成美国汽车企业对他国汽车企业的优势地位。日本企业和德国企业幼稚地认为自己在美国开办了工厂、向美国政府纳税了，就成为当地的“公民”了。但在美国人看来，这些“公民”仍是淘金者，他们淘到了“黄金”，就意味着美国公司减少了获取“黄金”的机会。在宏观层面上，这种企业国籍是永远存在的，所有的“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只是教科书中的理想模式，只是经济学中的一种理论而已。宏观经济学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在本国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实现边际效益的最大化。”任何宏观经济理论、学派的立身之本，都是使本国经济利益获得最大化。当美国政府发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旗号下美国经济受到了威胁，被他们批判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刻成为他们自救的利器。在此宏观背景下，在汽车政治经济学面前，这些纯技术的油门踏板问题、什么刹车踏板问题何足挂齿？关键是什么时候拿出来说事、说到什么程度而已。回想当年福特因为轮胎问题被迫大规模召回时，美国媒体更多关注的是福特会否因此倒下，与当前对丰田的“关怀”完全不同，这就是汽车政治经济学最生动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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