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消息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与此举宣告了广州方面与法国标致正式分道扬镳，之前广州标致各股东方还处于遮遮掩掩的状态；同时，广州方面及其艰难地保住了国家严格控制的轿车项目并牵手新的合作伙伴。

    由于广州标致轿车项目的惨败，令广州方面一直回避法国标致撤资问题，也对新项目谈判进展秘而不宣，其中当然有信心不足的因素。然而，广州、东风和本田三方签约仪式低调到什么程度？1998年5月上旬，笔者赴广东采访时偶然了解到，5月7日，广州、东风和本田三方将在广州花园宾馆签约。

    当时，国际汽车产业“强强联合”的动作频频。在北京飞往广州的航班上，笔者读到德国戴姆勒与美国克莱斯勒实现战略重组的消息，国际舆论界一片赞美之声，仿佛未来整个世界汽车工业只有戴姆勒－克莱斯勒这一级别的
“超强组合”才能生存。

    采访广州、东风和本田签约仪式的只有广州当地的几家媒体。由于没有安排新闻发布，仪式后当时主管汽车工业的副市长张广宁被记者们围住，他竟操着粤语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在笔者的“抗议”下才改说普通话。

    在与北京吉普、上海大众几乎同时诞生的广州标致轰然倒塌之后，广州轿车项目何去何从？通用旗下的欧宝汽车几乎稳操胜券，而现代汽车也跃跃欲试。那么，最后“接盘”的为什么是本田汽车？作为日本最年轻的汽车公司，本田公司过去近30年间在中国都作了哪些努力，才最终“修成正果”？广州轿车项目为什么破天荒地成立了两家合资公司，本田与东风、与广州三家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

    今秋，曾任本田公司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的山口安彦，在北京向《国际商报》作了独家披露。

　　本田与长安曾经擦肩而过

    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中国汽车产业的接触，可以追溯到1983年。之前，本田已经与位于中国重庆的兵器工业企业——嘉陵机器厂在摩托车方面开展技术合作。

    在嘉陵机器厂高层的介绍下，本田公司开始研究如何向同在重庆的另一家兵工企业——长安机器厂提供微型车技术。此前，长安已经开始仿制微型卡车。

    本田当时的副社长筱宫茂直接过问，表明了日方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经过认真研究，本田的技术人员认为，在产品设计上，本田的微型卡车与长安仿制的微型卡车车身结构不同。当时，本田生产的微型车采用的是所谓“承载式”结构，也就是类似乘用车的硬壳形式；而其他企业的产品是传统的大梁式。同样的车体，“承载式”需要很大的冲压设备。这样，本田的技术专家只有坦白地回复，“对不起，我们提供不了帮助”。

    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此举间接成就了长安机器厂与日本铃木的合作。
    编者注：1984年5月，长安机器厂与日本铃木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达成生产ST90系列微型汽车技贸结合引进技术协议。

    到了1984年，四川成都汽车厂也曾向本田提出对其“成都牌”轻型卡车改造，以便于向轿车方面发展。本田对这款类似于北京130的卡车做了多项试验，向成都汽车厂提出改造方案，但没有做更多的合作或其他考虑。

    随着与嘉陵合作项目的顺利展开，本田摩托车技术合作的范围也继续扩大，增加了上海、广州等项目。另外，本田的轿车也在中国开始销售，这样，本田在中国的活动逐渐引起了有关汽车人士的注意。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活动，由于实际工作中的成绩积累和时间的推移，本田渐渐获得了中国业界及有关部门的理解和好评，进而也得到了参与汽车项目的允许、认可和支持。

　　本田几乎没有人了解中国汽车产业

    1992年，本田开始正式地“接触”中国汽车。

    此时，曾任本田第二任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已经回国工作三年多的山口安彦，再次回到本田中国业务室。

    山口的首要任务是按照本田内部要求，在中国开始汽车方面的工作。为了掌握中国汽车的发展状况及有关理念，组织本田的技术人员到中国考察，让他们探讨和了解中国的汽车市场、汽车企业的操作状态等具体情况和问题。

    这时，中日之间正在就汽车安全检验和产品认证等问题进行着几次会谈和交流。山口安彦利用赴北京参加日本自工会与中国质检局交流的机会，一边参与讨论，一边与以往相熟识的中国政府官员及业内人士恢复联系。

    回到东京后，本田负责亚洲地区市场营销的常务董事按山口的要求写信给当时的行业主管部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高层，信中谈及本田几乎没有一个人了解中国汽车产业，希望能够有机会派员考察中国市场和汽车产业，并明确问到能否允许本田的技术人员参观中国的主要汽车企业？

    很快，本田就收到中方的回复：可以安排本田的专家参观一汽、东风、上汽、北汽和天汽等企业。

    从1992年6月起，本田开始分期分批地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来华考察。山口清楚地记得，“调查小组的成员有：商品开发有关人员，包括商品企划、造型设计、车体、发动机；工厂技术人员，包括冲压、焊装、涂装、总装、机械加工等，此外还有工程设计人员，总共十几个人。”

    小组访华活动一共分三次进行。第一批、自6月22日至7月9日，访问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重点进行市场调查。第二批、自7月22日至8月6日，访问北京、长春、上海、天津等地，重点放在工厂和企业的考察。第三批、9月8日至12日，访问广州，进行调查和讨论。

    三批都由山口担任领队兼任翻译，小组成员都用他们的纯真而且没有成见的目光观察现实，拿出了各自的意见，通过相互的讨论，整理出了小组的结论。

    令山口等本田专家感到遗憾的是，第一批专家对中国的访问即将结束时，才收到东风公司“可以接待”的通知，专家团没有来得及访问东风公司。
    
　　第二批专家访问时。由于刚刚在北京与东风公司在北京有了接触，仍然没有到东风公司实地考察。

　　“广州标致不是汽车工厂”

    由于都是30多岁的年轻人，本田的专家们对中国之行讨论得很热烈。有的人对于北京轻型汽车厂设在顺义的全新厂房（编者注：即后来北京现代所选的厂址）印象颇深，还有5000吨的冲压设备，那么这些工程师就认为这些机器设备非常好，说“我要用这个”；也有的人从中国市场状况出发，看本田汽车在中国的未来，认为上海、江浙等地很重要。

    每个专家的想法都不尽相同。具体来说，上海的综合条件虽好，但是由于已经有上海大众，本田不能再做了。这样，目光也逐渐转到了广州为主的珠三角市场。

    在市场层面上，1992年-1993年，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及珠三角对汽车的需求相当大。本田方面确立了就是要找“既有市场，又没有工厂”的地方合作。

    当时，广州标致虽然仍在生产，“这不是汽车工厂，我们的工厂不是这样”，本田的专家们说。他们要建设“真正生产出好车的工厂”。

    就这样，本田的专家们得出结论：1.合作的地点选在广州；2.初期生产3万辆雅阁（或思域）。当时，专家们已经亲眼看到，雅阁轿车在广东非常好销，并没有首先考虑微型车或其他车型。

    山口特别谈到，本田组织访问考察的主要目的是要专家们说出自己想干什么？系统地看一遍之后，每个人想干什么？把大家的意见合在一起，就是本田要干什么。

    1992年10月初，调查小组成员将情况汇总写作报告书，向本田高层汇报。介绍了一汽、天汽、上海、重庆、北京和广州等中国汽车企业和市场的情况以及小组的预测及方案。

    当时，大家主要讨论的话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在广州办厂，如果股份可以占到51％最好（编者注：当时，《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尚未出台，对中外合资企业股比没有明文限制）；产品首先从雅阁轿车开始，年产销1万辆左右，之后再扩充到3万辆。